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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60年:上海娃娃、草原儿女、国家孩子

时间:2021-03-15 09:28 来 源:澎湃新闻 浏览 字体:

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60年:上海娃娃、草原儿女、国家孩子

2021年03月15日 08:28来源:澎湃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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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千孤儿入内蒙”六十年:上海娃娃、草原儿女、国家孩子

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

“父母为什么会抛弃我?”

宝德不知道。60多年来,她时常在心里想,小时候不理解,长大后,她开始去靠近那段历史,然后内心暗暗作出选择,尝试与自己和解:是饥荒年代父母的迫不得已,是“太困难,留一条活路”的无奈之举。

宝德和宝德的牧场

1960年前后,中国物资短缺,上海孤儿院的孩子们面临生存威胁。在总理周恩来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、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,“三千孤儿”远上内蒙古草原,交由牧民抚养,其中28个上海孤儿被送到四子王旗,宝德便是其中之一。

在草原深处见到宝德时,她出门迎接,常年的风吹日晒使其皮肤呈黄褐色,宝德会说蒙语和当地汉化的方言,谈话间时常大笑,散发着属于草原儿女的爽朗。一辈子待在草原,养在蒙古族家庭,宝德的样貌、举止已全然是一个草原牧民。

“养我的地方是大草原,但生我的地方在哪?”很长一段时间里,这是宝德和另一位28个上海孤儿之一的孙保卫共同的疑问。

3月初的杜尔伯特草原下了两场雪,沟壑纵横的地方,积雪几天未化,不用外出放牧的日子里,宝德内心又开始了思考。关于“从哪儿来”这个问题,62岁的宝德想弄个明白。

宝德和宝德的牧场

上海娃娃

“爸爸想要小子,妈妈想要姑娘,最后我来了。”1961年,宝德三岁,作为“三千孤儿”之一,从上海来到四子王旗,成为牧民的女儿。

八九岁时,宝德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孤儿。那时她刚开始念书,牧区来了几个下乡的知识青年。他们逗宝德玩,说她是上海的娃娃,被抱养来的。那时宝德的汉语不好,听得懂一些,但反驳的话不会说,内心既生气又委屈,下了学就立马跑回家跟爸爸妈妈“唠叨”。

“那个时候父母第一次告诉我,我是上海孤儿。”但年幼的宝德选择不相信,觉得父母也是逗她,气乎乎地说“都是胡说的”。

同一时期,在四子王旗第三小学的孙保卫,因为磕磕碰碰的小事与同学打架,对方气急了揭他短,说他是没人要的孤儿,孙保卫更愤怒了,连打架的气势都猛了几分。

“打架的次数多了,有时候回家我会告诉母亲,但她对‘上海孤儿’这事好像特别忌讳,每次说,她总会找到人家家门口,弄得我也不好看。”孙保卫回忆,后来再打架,他便再不敢跟母亲提了,“自己只能尽量不惹事了,即使惹了事,也是打得过就打,打不过拉到”。

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上海孤儿呢?宝德和孙保卫回忆,大约是上了中学后,身边陆续有人跟他们提起那段历史。当时,孙保卫班上就有三四个上海来的孤儿,“虽然不能说、不能问,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”。

宝德的父母其间又提起几次当年的情况,向她解释因为不能生育所以才领养了她,宝德才开始慢慢地接受并相信这个特殊的身份。

宝德说,那时候还没“国家孩子”这一说法,除了故意挖苦的人,很少有人直接叫他们“上海孤儿”,往往叫作“上海娃娃”。

草原儿女

在养父母的眼中,上海娃娃来到自己家,就是自己的娃娃,是草原的孩子。

父母特别疼爱宝德。1960年代的草原,能去上学的孩子不多,但她去了,一上就是8年;“文革”期间,父亲被抓走的时候,担心的不是自己,而是宝德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受欺负……

初中毕业时,宝德准备考中专。“我成绩一直很好,要考绝对能考得上,”宝德回忆,“只是当时出了点岔子,我自己放弃了,之后成了牧民。”

在牧区,宝德的家庭条件算得上富足,由于舍不得家里唯一的女儿,20岁那年,父母做主给她招了女婿。成亲那天,家门口摞着彩车、礼品,屋前屋后站满了亲友,年轻的宝德身骑骏马,意气风发。

年轻时的宝德和她的父母

之后的草原生活忙碌且累。在四子王旗瀚乌拉嘎查,宝德拥有5100多亩草场,羊群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只,每天喂羊、喂牛、放牧,等大羊生了羊羔,把小羊养三四个月,稍大点就能拿去卖钱,日复一日。

羊群乖乖吃草的时候,宝德就能停下来歇会,“草原大啊,一眼望不到头,也没有人家……”那时,宝德会想起已经离世的养父母,虽然自己是抱养来的,但养父母待她比亲生女儿还亲;也会想着,养育她的是内蒙古大草原,但生她的地方是哪呢,她想去弄个明白,但家里走不开,总没有实现。

60岁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经营着一家兽药店

相对于宝德在牧区的安定,孙保卫的大半生则起起伏伏,“有很多故事”。“文革”结束,平反后落实政策,当过知青的孙保卫被分配到四子王旗食品公司,“那时没有礼拜天,就一直干”;国企改革后,孙保卫成为下岗工人,就琢磨着和人合伙开冷库,盖屠宰场;年纪越来越大,干不动了,最近几年,孙保卫又在旗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。

“如果当初没来到草原,那会是怎样的人生,拥有什么样的命运?”60多年来,孙保卫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,像是一种游戏,内心推演出许多种可能。“人的一生转折点很多,如果不是自然灾害,我或许会在上海,但如果不是那次大迁移,我也可能连人都没了。”

但无论如何,宝德和孙保卫都觉得,草原养育了他们,他们便是草原的儿女。

寻亲希望

直到父母离世后,孙保卫才敢面对“上海孤儿”这一身份。

从小,孙保卫家境优越,享受着“相当好的待遇”。父亲在四子王旗的法院工作,属于高干,那个年代,能上托儿所的孩子少之又少,他是其中之一。高中毕业后,按当时政策,孙保卫属于知识青年,应该下放到牧区,但家里人担心他受苦,想方设法把他调到旗旁边的“菜队”。

这样的家庭下,寻亲是禁忌。年轻时,孙保卫曾来到上海,在原“上海市儿童福利院”门口,他驻足很久。多年前,他从这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,此后的命运发生转变,此前的与他相关的一切则彻底留白。他也好奇这处空白背后藏了什么,只是那次,他迟迟没有进入福利院,养父母尚在,于他有恩,对他而言,寻亲意味着忘恩与伤害。

2006年,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,“三千孤儿”中许多人受邀参加,只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就来了20多个,活动持续三天,热闹非凡。孙保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,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,他才开始陆续与其他孩子有了联系。

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不少上海孤儿参加,宝德和孙保卫都在其中

“回去寻亲的愿望大家都有,尤其是过了60岁,生活稳定下来,就会有疑问,到底我们的根在哪?”答案至今是未知的,孙保卫觉得“到了这个年纪,没什么希望了”。

同样的话,宝德从家人、亲友以及其他孤儿那里也听到过许多次,寻亲的念头因此也一点点的往下压。

直到2017年,锡林浩特来了几个寻亲的南方人,其中有个哥哥,在大饥荒中弄丢了妹妹,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。“他在锡林浩特验了DNA,竟然真找到了妹妹”,那一年,妹妹已经64岁。

听到这个消息,宝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,想着“这次说什么也得做DNA”。后来宝德去了,只是老乡劝她:“年轻时也许还有机会,咱们这个年龄就不必要了……”那一次,宝德犹豫许久,终究没验成DNA。

最近几年,儿女相继成人、成家,宝德也把牧场大多交给了儿子打理,压在身上大半辈子的担子,忽然之间就轻了起来。闲暇时,宝德愈发想去上海看看。

“也不一定寻亲,去踩踩生我的那块土地也成。”只是,宝德的想法至今没得到家人的支持,因此只能搁置。

国家孩子

事实上,2002年,28个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。

当时他们已是中年,其中有医生、教师、牧民、高级工程师,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。如今他们都是过了60岁,大都已经退休,却仍未找到当年的亲人。

关于“从哪儿来”这个问题,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都没弄明白,更遗憾的是,其中已有三位孩子离世。

但值得一提的是,当年的“三千孤儿”如今成为了彼此的亲人,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呼——“国家的孩子”。

“大约是智能手机普及后,无论是四子王旗的孩子,还是整个内蒙古的“三千孤儿”,都建立了联系。”孙保卫称,他们“国家孩子”有个近500人的微信群,每年都会聚上好几次,与四子王旗的“国家孩子”则联系更密,常常一起吃饭聊天,尽兴时都忘了时间。

孙保卫记得,近年来,“国家孩子”之间组织过多次大聚会,前年在呼伦贝尔的那次来了很多人,曾经的“三千孤儿”如今是蒙古族、汉族、回族、达斡尔族、佤族……模样不同、服饰各异,有人说汉语,有人说蒙语,话题从饥荒年代聊到当今时事,从家长里短聊到国家未来,天南、地北、大雪、草原……仿佛“什么都感兴趣,什么都能说”。

孙保卫觉得,这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,拥有着最多的亲人。

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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